“虐童”刷屏,舆论开锅。接二连三的虐童事件,决不能用媒体时代的曝光效应进行解释,更不能简单归因于肇事幼儿教师道德问题。充分肯定当前绝大多数一线幼儿教师辛劳工作和付出,这是我们讨论虐童事件的大前提。针对近期发生的虐童事件,除了要查明真相,追究肇事者法律责任之外,我们还应该反思当前我国幼儿教育的深层次问题。

虐童,发生在一个特殊的时空环境中。
从家中的个体看护到幼儿园的集体管教,这是幼儿生活中的重大转变。幼儿集中于教室,过着集体生活。尽管每个幼儿园具有游乐场的外观,但是在管理方面却并不是真正的童话世界。陪伴他们的,不仅有多样玩具和趣味游戏,还有各种规则。从他们入园那天起,这些规则意识就开始培养并不断被强化。幼儿园里,每天都在上演着规训和惩罚。
规训与惩罚,这是任何学龄阶段教育——无论是家庭教育,还是学校教育都涉及的命题。幼儿园阶段,孩子的认知能力、规则意识都还比较薄弱,所以教育难度更大,对幼儿教师的专业性要求更高。因此,在所有师生关系之中,幼儿教师与幼儿之间的关系最难处理。
从角色扮演角度来看,幼儿教师既要扮演妈妈或爸爸的角色,陪玩耍,哄开心,表现出温情脉脉的一面,又要树立威严,控制局面,在班级中建构秩序。这种角色张力,给幼儿教育带来了较大挑战。
有的幼儿教师比较专业,有诸多技巧循循善诱,通过各种方法让孩子学习规则,以和缓自然的方式来达成教育目标。有的幼儿教师则专业性不足,缺乏有效技巧来组织和引导孩子,不能充分考虑幼儿所处的成长阶段和行为特征,特别是不能从专业视角来理解孩子的一些犯错行为并对症下药,而是使用蛮力,对孩子进行硬性管教,甚至演化为暴力惩罚。此时,幼儿教师已经忽视了自己的身份,忽视了教育对象的特征,用极端的方式在幼儿的身上表达着成人世界的权力运作。如果惩罚是隐蔽的,那么仅仅是针对被惩罚者;如果惩罚是公开的,那么还起到震慑他人的效果。这两种惩罚方式,在诸多虐童事件中都有表现。
幼儿教育过程中的教师失范行为,不能简单归因于教师的非理性情绪爆发或失控,更不能用偶然事件进行解释。诸多案例表明,在个别幼儿园中,存在着经常性、习惯性的违规操作。不是个体失范,而是小范围内的集体失范。这些失范行为,凸显了当前幼儿教师专业性参差不齐和幼儿教育机构良莠不齐的现状。

我们可以参照2015年底教育部发布的《学前教育专题评估报告》了解当前我国幼儿教育的师资队伍状况。该报告显示:“有幼教资格证的教师占比为61%,持非幼教教师资格证的占比17%,无证教师占比为22%。”这表明,接近4成的幼儿教师并没有接受过系统的幼儿教育专业培养。
持证比例低问题堪忧,但更为突出的是幼儿园专业教师数量严重不足,缺口较大,师幼比平均为1:22,不能满足学前教育快速发展的需要。师幼比越低,教师的工作压力越大,幼儿教育就越容易从以教育为中心变成以管理为中心。即便在上海、北京等大城市,三四个老师管三四十孩子的情况是常态,更别提普通城市甚至农村幼儿园老师的压力了。相比较而言,师幼比过低导致的管理难题,更容易滋生教师违规行为。
在教师总量严重不足的背景下,一些非专业幼教教师甚至没有教师资格证的人必然要进入幼教队伍。进一步讲,职业资格水平并不能真正反映幼儿教师的专业能力。尽管一些幼儿教师在获取职业资格证之前通过了相关教育学和心理学的考试,但如同许多其他资格证书一样,本质上应试的,并不能代表其专业能力。缺少了专业性保障,幼儿教育环节中就隐藏着风险。非专业教师就容易把传统的管教、惩罚方式运用到教育环节中。针刺、抹芥末等行为,只是用极端的方式表达了幼儿教师的失范行为,其实,诸多非专业的管教方式甚至是管教陋习在日常管理中更频繁地发生。这些问题,在资质不高的幼儿园中表现得更为突出。
上海携程公司创办亲子中心,目标就是为员工提供便捷、优质、低价的幼托和幼教服务。携程董事局主席梁建章曾撰文分析当前我国幼托、幼教领域的困境,表达了公司创办亲子中心的初衷。现在看来,梁建章的初心,并非如媒体所说“输给了妇联”,而是输给了当前中国幼儿教育的专业性总体不足。北京红黄蓝幼儿园有上市公司的投资和经营,依然存在严重违规事件。这意味着,即便幼教领域有大资本支撑,但同样不能弥补专业性短板——即便可以解决,但也只是个别解决、部分解决,无法在短期内总体改观。

幼有所育,这是十九大报告在民生建设方面提出的新目标。综合来看,当前我国幼儿教育面临着数量和质量两方面的结构性矛盾。
从数量方面来看,主要表现为专业幼儿教师和幼儿园发展不足。《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显示:受“全面二孩”政策的影响,2019年学前教育新增适龄幼儿600万,2020年将新增1100万。预计到2021年,幼儿教师和保育员缺口超过300万。这给我国的幼儿教育发展带来极大挑战。也就是说,我们既要着力解决当前师幼比过低问题,又要未雨绸缪,应对即将到来的幼儿教师和幼儿园刚性需求大幅提升。同样需要注意的是,西南大学李玲教授等人研究预测:从2022年到2035年,学前教育阶段的适龄幼儿一直保持匀速减少的趋势;从长期来看,“全面二孩”政策的作用依然无法扭转学前教育适龄幼儿减少的趋势。这说明,我们的幼儿教育发展亦要控制好节奏,与生育水平相符,避免多年以后陷入供给绝对过剩的局面。
从质量方面来看,主要表现为幼儿家长的多元需求和幼儿教育专业性不充分和不平衡之间的矛盾。一方面,家长的目标已经从“幼有所管”向“幼有所育”转变,渴望孩子在心理、情感、知识和能力方面全面发展。另一方面,这种普遍性的需求,又因为家长经济能力的差异而形成不同的支付能力。优质、稀缺的幼儿教育资源更多向城市、向城市中的少数幼儿园集中。可以说,农村地区、城市低收入群体和流动人口所面临的幼儿教育专业性问题,往往比少数幼儿园的虐童问题更为紧迫和突出。这个问题,不能在讨论幼儿教育时被屏蔽或忽视。这些家庭面临的“虐童”风险,可能更高,更应该引起重视。

面对虐童事件,我们除了义愤填膺,更应该理性分析问题的深层根源。在规避虐童风险方面,不能完全止于法律介入,亦不能进行简单的道德审判,更不能寄望于安装在角落里的摄像头。防止虐童事件,最为重要的是大力发展专业幼教,提升幼儿教育的专业性。没有专业性作为保障,即便有再多的摄像头,也不能解决具体情境中的幼教难题。一些违规教师用惩罚的技术代替了教育的艺术,这绝非简单的法律道德意识所能解释。从根本上说,由于专业性不足给幼儿教育带来的负面影响,比个别虐童事件更需要关注。
(本文作者系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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